企业要成帝王之业，首先必须习得帝王观念。
　　以史为鉴
　　战国时期，雄才大略的秦孝公广纳天下贤才，欲振兴秦国，商鞅遂入秦欲建功立业。在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下，商鞅与秦孝公商谈国事。头次见面，商鞅说了很久，孝公却不时打瞌睡，等商鞅走后，孝公怒骂景监给他介绍了个疯子，说的全是狂言乱语。商鞅对景监解释说他向孝公说的是帝道；过了五天，商鞅再次请求觐见孝公，这次谈话比较投机些，但还是不能合孝公的心意，于是孝公又责备景监，商鞅对景监说这次是谈王道，孝公还是听不进去，请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成，他就回家去种田了。
商鞅第三次晋见孝公，两人相谈，数日不厌。甚至在谈话当中，孝公不由自主地靠近商鞅，与之促膝而谈。于是景监问商鞅，这次怎么能使孝公如此满意。商鞅说，我这次谈的是霸道，孝公因此大悦。而孝公最后告诉商鞅说，行帝王之道，需要等的太久，他没有这个耐心。况且人人都想在自己在位时就名扬天下，怎么能够默默无闻地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呢？行霸道能及时看到国家富强，这才合他的意思。于是秦王开始任用商鞅推行霸道。
　　以德治国，为公天下，是则天下共举，可成五帝之业；以仁治国，泽及百姓，万国景仰，可成三王之业；秦孝公变法，以武力治国，秦统天下，厉行霸道，秦朝五十年而终。
　　广告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销售、品牌的传播、形象的建立等问题，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倾向、消费群的喜好等。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诱惑但同时也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激烈竞争时代。
　　新兴的现代企业挟天时之变，握资金运筹之力，不但以惊人的速度在产业市场上崛起，而且已经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圈地运动－－即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惊人的规模扩张。而那些即使目前规模和实力稍逊的中小型企业，也无不从旁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据地利之势、趁人和之宜抢进产业第一梯队，以期在产业经济的肉锅里抢先分一杯羹，甚至取代原来的行业大哥成为未来竞争规则的制定者。
　　可是，传统的依靠资本逐步积累的方法显然已无法满足现代经营者们的勃勃野心，他们没有充足的耐心等待母牛慢慢长大后再挤奶。另辟蹊径、超速发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超越产业界的前辈，这就成了他们刻意追求的目标。在此目标的指引下，企业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不同题材的大战和热潮：一会儿广告大战，一会儿降价大战；一会儿策划热，一会ISO9000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当属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标王旗帜下掀起的一轮又一轮广告大战。几经风雨，当年辉煌一时的标王们用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留下了无数至今被津津乐道的经典案例，同时也留下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广告策略才能够站稳脚跟，在未来的战国时代成就千秋大业？怎样协调轰动效应带来的眼前利益与品牌积累所带来得长期收益？其实，每一家企业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自己不同的实际状况以及资源状况，只要是本着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原则，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家都有足够的主动性去决定企业的广告策略是帝道、王道或是霸道。
　　霸道：难以抵制的诱惑
　　霸道是可以在最快时间内实现的、看上去最有诱惑力的广告策略，因为它最具让企业一步登天的可能性。很多企业在这方面是非常舍得下功夫的。他们常用的手段是：寻找或干脆生造一个概念(有时候是所谓的战略定位，抑或是产品卖点)，然后不惜工本投入巨资进行包装和宣传，以期轰炸出一个市场来，并从盲动的消费者口袋中攫取巨额利润。尽管我们很多企业在实力上并没有达到与之匹配的层面，可在广告宣传和概念炒作上是绝对敢讲敢说敢干的。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众多企业热衷于争标王的原因。别看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大方甚至近乎于疯狂，但在完善企业内部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产品更新和技术研发、市场规范化运作等方面，却一直表现得十分吝啬。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号称新经济代表性的网络公司居然也会犯同样的低级错误：以短时间内巨量广告资源的投入获取大量的眼球，然后以此为资本去争取风险资金或上市，以期进一步圈钱。对已经上市的公司而言，当然希望股价飞涨，瞬息之间黄金万两（当然，这同样需要概念的炒作来作为支持股价不断上扬的利好消息）。此就是所谓的霸道。
　　由此可见，虽然迄今为止，尚没有典型案例来证明霸道的广告策略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广告策略有哪些明显的优势，但是在传统产业经济和新经济条件下，都有大量的企业把霸道作为企业开疆拓土的首选利器。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事情。从策略角度来讲，霸道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企业如果只是停留在虚张声势的霸道上，却没有进一步稳固霸业的话，霸道又如何继续兴盛不衰呢？我们已经对那些称霸一时的企业（比如爱多、飞龙等）最终走向失败的现象见怪不怪了。
　　如果我们的企业不是那么浮躁，如果他们在制定广告策略的时候愿意更实际、更理性一些，那么，企业的广告策略也可以采用王道-尽管它看上去所花费的时间要比霸道长一些。